《促织》是蒲松龄的笔记小说，讲了一个小孩变蟋蟀的故事，却偏偏有人性异化的意味。
故事比较曲折，体现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悲哀。说的是宣德年间，宫中崇尚斗蟋蟀的游戏，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蟋蟀。倘若有农民进贡一只非常能斗的蟋蟀，就可以充当赋税。有个叫成名的读书人，没有考中秀才，为人拘谨，不善说话，被刁诈的小吏报到县里，担任里正的差事。他想尽方法，摆脱不掉任里正这差事。不到一年，微薄的家产都赔光了。正好碰上征收蟋蟀的任务，成名不敢勒索老百姓，但又没有抵偿的钱，忧愁苦闷，想要寻死。妻子劝他，找一只善斗的蟋蟀，就可以免除罪责。为此，他苦苦寻找，还找驼背的巫婆占卜，最终找到了一只善斗的蟋蟀。可是他的儿子趁他不在家，偷偷打开盖着蟋蟀的盆子，蟋蟀就跳出来了。儿子逮到蟋蟀的时候，蟋蟀的一只腿掉了，肚子也破了，一会儿就死了。成名回来的时候，怒气冲冲找儿子，找不到，不久，在井里找到了儿子的尸体，怒气化为悲痛。呼天喊地，悲痛欲绝。可是儿子并没有完全死去，而是半夜苏醒过来，神气呆呆的，气息微弱，只想睡觉。成名忽然听到门外有蟋蟀的叫声，看到那只蟋蟀还在，就动手捉它。蟋蟀跳到成明的衣袖去，成名准备用这只蟋蟀进贡。别看这只蟋蟀小，但它斗败了别人的“蟹壳青”，进入宫廷以后，斗败了全国贡献的各种稀有的蟋蟀。听到琴瑟声，能按着节拍跳舞。过了一年多，成名的儿子精神复原了，说自己变成了一只蟋蟀，轻快而善于搏斗。进献蟋蟀的巡抚接受了重赏，成名也接受了重赏，拥有一百多顷田地，有很多高楼殿阁，还有成百上千的牛羊，每次出门都身穿轻裘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比世代做官的人家还阔气。
《促织》看似是个喜剧，实际是个悲剧。如果从客观事实来看。成名的儿子死了以后，是不可能变成蟋蟀的，即便精神痴呆，灵魂也不可能变成小蟋蟀，但偏偏底层劳动人民相信有这样的神迹，因为他们大多迷信，而这种迷信思想是权力系统灌输的。他们不可能反对喜欢斗蟋蟀的皇帝，也不可能阻止皇帝向民间征收善斗的蟋蟀，只能去寻找善斗的蟋蟀，可以抵赋税。成名只是一个里正，读书没有考中秀才，不会用下三滥的手段，当然做不成官。他只能去寻找所谓善斗的蟋蟀，应付差事。因为这样的蟋蟀而酿成了悲剧，儿子投井自尽，灵魂变成了小蟋蟀，被进献到皇宫，最终变成了喜剧。成名一家飞黄腾达了，只是因为儿子的灵魂变成了小蟋蟀，受到了皇帝的赏识。俗话说：“上有所好，下必趋之。”皇帝喜欢斗蟋蟀，各级官员也就喜欢斗蟋蟀，而且每年要主动给皇帝进献好的蟋蟀。倘若皇帝喜欢美女，那么各级官员就要给皇帝选秀女，甚至皇帝可以派宫廷中的官员，每年到民间选秀女。皇帝喜欢佛教，宣称自己是佛的化身，各级官员也就都喜欢佛教，要参禅念佛，要写禅诗，还要定期到寺庙朝拜。似乎各级官员的喜好都要和皇帝保持一致，不然就很可能被排挤出官场。起码官员要懂得皇帝的喜好，也要懂得上级官员的喜好，而不能违背他们的喜好，更不能以清官自居，什么都不喜欢，不然就会被其他的官员排挤。官场就是这样一个酱缸，漆黑一团，新入官场的官员必须把自己染黑，而不可能抱着修齐治平的理想去纠正官场的不良风气。
官场的不良风气并不是一天形成的，也不是一个人形成的，而是在皇帝的纵容之下长期形成的。基层官员要拼命搜刮民间财富，层层进贡，这是一种潜规则，并不能改变。皇帝明明知道各级官员都贪污腐败，却不可能完全彻底查处贪官污吏。因为皇帝也不参加田间劳动，要靠民间进贡来维持生活开销。倘若皇帝去参加田间劳动，那么各级官员就都得参加田间劳动，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。最辛苦的是农民，而不参加田间劳动的皇帝和官员却是最享受的人，可以享受荣华富贵，不可能让农民来享受。《促织》中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异变，皇帝喜欢斗蟋蟀，似乎是他无聊的生活中解闷的一种游戏，但对于封建朝廷的官吏来说，就成了借机逢迎献媚的一种手段。对于主人公成名一家来说，蟋蟀成了一场从天而降、躲不掉、逃不了的灾祸。本来皇帝和官员就在搜刮民间财富，敲诈勒索农民，可以达到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的地步。再加上每年向民间征收蟋蟀，就会给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。那种官员和农民平常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压榨和剥削的关系，皇帝却不管农民的死活，始终要征收蟋蟀，以至于蟋蟀成了压垮成名一家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，蟋蟀成了比人还重要的东西，甚至可以抵上好几个人的命，就更别提抵赋税了。
本来蟋蟀是民间常见的东西，尤其是夏秋之间，活跃在农田里，几乎到处都是。可是斗蟋蟀的风气起来之后，人与物的关系发生了异化。蟋蟀再也不是普通的小虫子了，而是人们征求搜集的东西。因为这个东西奇货可居，尤其是好斗的蟋蟀，简直不容易获得。一旦人们获得好斗的蟋蟀，就可以献给官员，抵消赋税，甚至可以为此升官发财。就像皇帝选的秀女一样，本来只是农民的女儿，却因为有姿色，而被皇帝宠幸，那么农民一家就会飞黄腾达，成为皇亲国戚。秀女被当成了工具，蟋蟀也被当成了工具，甚至成了成名一家的命根子。本来人和蟋蟀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，甚至有人踩死了蟋蟀也不以为然。可是皇帝崇尚斗蟋蟀，每年向民间征收，农民就要找善斗的蟋蟀，以至于不务正业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因为善斗的蟋蟀非常珍贵。倘若皇帝不喜欢斗蟋蟀，也不每年向民间征收蟋蟀，那么斗蟋蟀，只是民间的一种玩乐，却不会受到国家的推崇。在皇帝的倡导下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异化，人与物的关系也发生了严重的异化。就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，工人发生了异化一样，已经被资本家当成了机器使用，不但失去了话语权，而且生存受到严重的挑战。不管是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，还是《城堡》，不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，还是莫泊桑的《项链》，都写到了人性的异化，不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，而且人与物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，简直是绝妙的讽刺。
其实权力系统可以主导资本的运作，可以倡导积极而健康的价值观。只不过在资本毫无底线运作的时候，权力系统往往和资本合穿一条裤子，共同刺激人们消费，却偏偏误导了人们，也让人性出现了异化。从蒲松龄的《促织》可以看到，异化的人性是多么扭曲，又是多么可悲。即便故事最终以喜剧的方式结尾，也仍然让人看到了悲剧意味，看到了人性异化的可笑与悲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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